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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丨编辑 木木

«——【·前言·】——»

每年夏季两广地区的白纹伊蚊肆虐，传播登革热和寨卡病毒成为公共卫生难题，而中国科研团队用十多年时间开发出了一套“以蚊治蚊”的生物防控技术。

通过工业化生产绝育雄蚊在野外大规模投放，让野生蚊种群数量暴跌九成，登革热病例数大幅下降，这套融合微生物学、昆虫学和工程技术的创新方案正在改变传统的化学灭蚊模式。

花蚊子的威胁与困境，传统灭蚊手段的局限性

每年夏季降临时两广地区的居民，都深刻体验过白纹伊蚊的困扰，这种身体上带着黑白条纹相间图案的蚊子，与普通蚊子的行为特征差异很大，它飞行时几乎没有声响让人难以察觉。

最令人讨厌的是它专门挑选白天叮咬人类，一口下去就会在皮肤上留下一个鼓起的红肿硬包，瘙痒感往往能持续好几天都不消退。

更为严重的公共卫生威胁在于，这种白纹伊蚊是登革热、寨卡病毒等多种传染病的主要传播媒介，每年南方地区的登革热防控都成为了重大的公共卫生议题。

传统的化学灭蚊方式虽然在初期见效快速，但这种方法天然存在多个难以克服的问题。

蚊子对化学杀虫剂会逐步产生遗传学意义上的抗药性，随着时间推移药效会越来越差，只能不断增加用药剂量或者频繁更换新的药物品种。

更严重的问题是化学杀虫剂完全缺乏针对性的选择作用，大量药物残留会污染土壤和水体生态系统，同时会误伤包括蜻蜓和青蛙这些蚊子的天敌生物，从长期来看这反而会破坏自然界的生态平衡。

在我看来，这种“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模式暴露了化学灭蚊手段的根本局限性，当杀虫剂把天敌都消灭后，幸存下来的蚊子反而会在没有天敌制约的环境中大幅反弹，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因此需要一套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来解决蚊子问题，而“以蚊治蚊”的生物防控技术正是这样的创新方案。

从黄埔到松山湖，蚊子工厂的规模化升级历程

国内最早开展蚊子量产实验的基地在2012年落地广州黄埔区，当时厂房占地面积仅有三千多平方米，整个项目属于一次实验室技术向规模化生产的尝试。

那时厂区的设计理念是搭建一条精密的生产流程，从蚊卵到幼虫再到蛹最后到成虫，每个生命阶段都有专门的车间进行饲养和管理，整个过程就像一条现代化的工业生产线。

早期黄埔基地虽然成功实现了技术的产业化转化，但其本质上仍然具有试验性质，产能水平和自动化程度都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

随着这些年技术的持续成熟和完善，中山大学科研团队联合国家原子能机构，共同在东莞松山湖高新区建立了一座真正意义上的规模化生产基地，这座新基地代表了生物防控技术发展到一个全新的阶段。

新基地的设计产能达到了，每周可产出四百万到五百万只“绝育雄蚊”的水准，相比起早期黄埔基地的产能，提升幅度达到了约百分之二百，这说明技术和工程方面都已经取得了重大突破。

2021年这座松山湖基地达到过历史产能峰值，单月往野外释放的蚊子数量达到了上千万只的规模。

在我看来，这种产能的大幅提升不仅仅代表了技术本身的进步，更重要的是，说明中国在生物防控领域，已经具备了进行国家级大规模应用的能力和条件。

绝育蚊子的核心原理，利用自然界的微生物机制

整个生物防控流程的核心逻辑虽然在表述上并不复杂，但其中涉及的微生物学和遗传学原理相当深奥。

科研团队利用自然界中存在的一种叫沃尔巴克氏菌的共生菌，这种菌类能够自然地寄生在昆虫体内而不会导致宿主死亡，但具有改变昆虫生殖特性的神奇功能。

当雄蚊子被感染了特定菌株后，它与野外的母蚊子进行交配时，由于菌株引发的“胞质不融合”现象，产下的虫卵会无法进行正常的孵化过程——相当于从根本上斩断了蚊子的代际传递链条。

工厂建立的整条生产线都是围绕这个原理精心设计的，流程包括多个关键环节。

首先是注射环节，在显微镜放大倍数下给单个蚊卵逐一注射沃尔巴克氏菌，确保细菌能够成功在蚊卵内定植生存。

其次是孵化环节，在精确控制温度和湿度的专业车间里孵化出幼虫，同时按照精准计算的配比投放蚊幼虫的专用饲料。

第三环节是关键的雌雄分选，当蚊虫发育到蛹期时用专业的分选设备，甚至X光技术把雌蚊和雄蚊严格分开，这是极其关键的步骤因为工厂只需要公蚊子释放到野外，母蚊子绝对不能流入自然环境。

供血环节是维持生产周期的重要保障，为了让工厂内的雌蚊能够正常产卵从而提供源源不断的蚊卵，工厂专门配置了消毒处理过的羊血供雌蚊吸食。

最后是释放环节，筛选出来的绝育公蚊子因为口器已经退化所以根本不具备叮咬吸血的能力，它们唯一的生活来源就是吸食植物汁液和糖水，唯一的生物学使命就是飞到野外去寻找母蚊子进行交配，让母蚊产下无法孵化的卵从而逐步消灭种群。

在我看来，这套系统的巧妙之处在于它完全遵循生物学原理，利用自然界本身就存在的现象和生物，而不是在创造某种全新的人工改造物种，这大大降低了技术应用中的生态风险。

十多年的野外验证，数据说话的成果检验

从2015年广州黄埔区开始进行大规模投放算起，这项生物防控技术已经经历了十多年的野外实践检验。

最早的试验地点在广州南沙沙仔岛，仅仅用了两年的投放时间，该区域的野生蚊子数量就实现了约百分之九十的暴跌，这个数字足以说明技术的有效性。

白云区江高镇峡石村的试点效果更加直观和令人印象深刻，白纹伊蚊的控制率常态化超过百分之九十，更加令人欣喜的是这个地区连续七年都没有出现过一例登革热病例，这充分说明了蚊种群数量的减少直接带来了传染病发病率的明显下降。

从宏观的地区层面数据看变化更加惊人，广州市在2014年登革热感染病例约达到三点八万例，这是近年来的发病高峰期，到了2024年这个数字已经大幅降低到了三千六百多例，下降幅度超过了百分之九十。

虽然这个防控成果是多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包括环境整治、公众防控宣传等综合措施都起到了作用，但绝育蚊子规模化投放对压制传播媒介种群起到的核心作用不容忽视和低估。

真正值得关注的是，这套技术在实际应用中已经得到了最充分的验证，安全性和有效性都经受住了十多年的考验。

生物防控与基因编辑，两条技术路线的并行发展

除了沃尔巴克氏菌技术外，国际上还有另一条“基因编辑灭蚊法”的技术路线在并行发展。

这种方法通过改造公蚊子的基因结构，让它们的后代几乎只携带Y染色体，生下来的蚊子基本都是不吸血的公蚊子。

长期来看这会导致区域内母蚊子数量越来越少，最终蚊子种群会因为找不到配偶而自然崩溃。

美国佛罗里达州群岛已经开始应用这项基因编辑技术，每年投放两千万只基因改造的公蚊来防控登革热、黄热病等传染病。

两种技术各有其特点和优势。沃尔巴克氏菌是自然界本来就存在的微生物，不涉及人工改造新物种的问题，技术路径显得更加温和，对于社会和公众的接受度相对较高，同时长期的生态安全性验证已经相当充分。

在我看来，对于中国这样人口密集的南方城市地区来说，沃尔巴克氏菌技术可能更适合进行大范围推广，因为它不涉及转基因问题，公众心理障碍相对较小，监管和伦理问题也更加清晰明确。

基因编辑技术虽然在生物学原理上更加前沿，但在伦理、法律和社会接受度上仍然存在较大争议空间。

从被动应对到主动管控，防控理念的深刻转变

这项技术的成功应用背后反映的，是公共卫生防控理念的一次深刻转变。

传统的灭蚊思路是“被动应对”，即蚊子爆发了才去灭蚊，蚊虫数量下降就停止防控，结果是蚊子种群反复波动、登革热疫情反复出现。

而生物防控技术代表的是“主动管控”，通过持续投放绝育蚊子来维持蚊种群处于低位水准，实现从“应急灭蚊”到“常态管控”的转变。

这种转变对于公共卫生工作的意义是深远的，它让我们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与某些传染病的关系，从被动应付变成主动预防。

随着技术不断成熟和完善，我们会看到更多这样的生物防控手段，在实际应用中发挥作用，用自然界的力量去解决自然界的问题，给广大群众的生活和公共卫生安全，带来更加扎实和长久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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